《阿拉姜色》:西藏电影不只有风光,还有人

  导演松太加的新作《阿拉姜色》刚刚上映,评价很好,排片很少。普通观众

  或许还是觉得这个藏族故事离自己的生活太远。但这一次,导演有意识地

  想摘掉那些西藏的标签,让人们知道,西藏电影不只有风光,还有人

  本刊记者/李行

  成都的一个茶楼上,经朋友介绍,藏人容中尔甲认识了松太加。席间,他讲了一个关于藏人朝圣的故事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一位老人在磕长头去拉萨朝圣的路上,为了轻装上阵,他花几十块钱买来一头小驴负责背负行囊。经历过三个春夏,打工住院,他与在路途中长大的驴终于到达了拉萨。

  朝圣结束,驴就成了问题。他不可能再牵着驴步行三年回到家乡,公共汽车又不允许驴上车,租一辆车把驴运回去也不现实,他没钱。

  最后,老人把驴寄养在拉萨的一户人家,想着有机会再接驴回家。没承想,一别即永别。

6月24日晚,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。中国影片《阿拉姜色》夺得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编剧两项大奖。 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资料图:6月24日晚,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。中国影片《阿拉姜色》夺得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编剧两项大奖。 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

 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老人是容中尔甲的小学老师,他想通过考试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,一直未中。他不会干农活,也没结婚,就一直很痛苦。从小听老人讲这块心病,容中尔甲被老师的故事牵挂几十年。

  他也给身边朋友多次讲起这个故事。何不拍成一部电影?很多人如此建议。于是,他找来导演万玛才旦商议,也找到扎西达娃据此写了第一稿剧本。

  松太加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,也看了第一稿剧本,但他对于朝圣的主题并不感兴趣。闭关一个月,他写出了另一版剧本。

  一日梦中惊醒,俄玛在重病之际,瞒着现任丈夫执意踏上前往拉萨的漫长之旅。途中,病危的俄玛对现任丈夫道出深扰她多年的秘密:她曾答应去世的前夫,要带着他的骨灰去拉萨朝圣。

  面对妻子的同床异梦,现任丈夫还是选择带上并不和谐的继子、半路遇到的小驴共同完成了朝圣之旅,并在旅程中与继子逐渐消除隔阂,达成和解。

  至此,剧本保留了朝圣的公路类型,内核却变成了探讨人类情感与家庭关系。

 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,姜文领衔的评委会为《阿拉姜色》颁发了最佳编剧和评委会两项大奖,成为电影节上的最大赢家。

  “该电影坦诚而深刻,勇敢不妥协,描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,也刻画了在面临生命终极问题时刻的希望和救赎。每一次旅行就是为了寻找自己,道路本身比目的地更加重要。如果人类牺牲了他的欲望、他的自我,那么他就可以维持上升的旅程。我们想把这个奖项颁给邀请我们参加人类精神旅程的人。”颁奖词如此写道。

  电影中,观众可以看到西藏电影中最具标志性的磕长头、神秘仪式、美丽风光,但它绝不是另一部《冈仁波齐》。松太加不喜欢“贩卖”标签式的西藏元素,他只关注不同环境下人类的共同情感。从此前导演的作品《太阳总在左边》《河》到如今的《阿拉姜色》,莫不如此。

  “凡是人都生活在这个世俗的地方,哪能离得开家庭感情、油盐酱醋、吃喝拉撒。既然离不开,就会遇到电影里面所遇到的这些生死离别,爱恨情仇。以往很多关于西藏的影片都着重把西藏标签化,人展现得特别少,我却觉得人特别重要。”松太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“朝圣本身并不是

  我想在这部电影里表达的”

  《阿拉姜色》开机的第一天晚上,松太加几乎一夜无眠。他知道,演员的表演是这部戏的核心,一旦表演漏气,这戏就完了。

  拍完第一天戏,他担心的表演环节就出现了问题,这场戏的内容是:现任丈夫与妻子从医院检查完,骑摩托车回家。

  现任丈夫由素人容中尔甲出演,妻子由专业演员尼玛颂宋出演。因为台词是他并不熟悉的嘉绒方言的一种,他只能靠标注拼音的方式死记硬背,常常是顾得了台词忘记表情,有了表情又拿捏不好节奏。景别是男女主角的特写,又是有台词、表情交流的长镜头,前景的容中尔甲显得有些手忙脚乱。

  一整天拍摄下来,剧组都有些精疲力尽。晚上,松太加给容中尔甲回放镜头,指出他的表演痕迹过重,还没有进入到人物的内心。

  这让容中尔甲想起1994年他进录音棚录自己第一张专辑的场景。“录完以后,我到外面听我刚才唱的歌曲,觉得自己的声音很陌生。这跟我第一次演戏的感觉是一样的。”他说。

  容中尔甲回到房间,回想导演给他讲述的男主角的生活环境,情感状态。联想到自己的妻子,也会为生活中点点滴滴、油盐酱醋的事情相互脸红,吵架。第二天重拍,容中尔甲像是换了一个人,已然成为松太加写剧本时想象中的男一号。

  起初,松太加也没想到让容中尔甲来出演角色。容中尔甲也推荐了一些藏族演员,导演都不满意。在导演的想象中,现任丈夫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。跟容中尔甲接触多了,导演就开始有意识以他的气质来创作人物。

  在藏区,学过表演的人很少,所以在选择素人演员时,导演的直觉就很重要。影片中继子的扮演者也是主角之一,松太加在家乡当地小学的几千个人里走访、筛选。起初毫无进展,后来他在一间教室的角落里,看到了赛却加眼神里的冷峻,“感觉非常合适,那是直觉,也是缘分。”

  后来,他成了影片中的儿子,本色、到位的“演技”给容中尔甲和女主角很大的压力。重复最多的一场戏,拍了17次,电影里演医生的人是容中尔甲现实中的表哥,导演临时找了一个眼镜给他,要求他跟容中尔甲演对手戏的时候眼神要从眼镜的上面瞥出来。因为太熟悉,容中尔甲总是笑场。无奈之下,导演让他休息,调整情绪后才终于拍完。

  因为是公路片,也为了照顾演员情绪的连贯性,电影选择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拍摄,从四川阿坝到青海、西藏,一路上海拔不断升高,剧组部分成员有些高原反应。最麻烦的是因为电影中有季节变换,有一个月时间,剧组临时解散,等到落叶、冬雪时才又聚集。

  电影本来的结尾是“父子”二人到达了拉萨完成了朝圣,但影院看到的结尾却停留在距离拉萨的三公里处:父亲给儿子换上新衣服,修剪头发,等待一个吉祥日子再进拉萨。

  “因为朝圣本身并不是我想在这部电影里表达的目的,只是想通过朝圣这件事儿,把人的复杂性表达出来就够了。而恰恰在距拉萨三公里的地方,我想讲的东西已经讲完了。所以就选择在那个地方结束,现在看起来也是挺好的一个结尾。”松太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“自然、克制的表达才是对的”

  电影杀青那晚,容中尔甲喝多了。

  容中尔甲的儿子比戏里的儿子小两个月。拍戏时,因为对剧中“儿子”的愧疚,他不止一次地产生过带戏里的“儿子”到他们家生活的念头。

  他想到自己经常出差在外,好不容易回趟家,又是各种朋友聚会和应酬。很晚回到家里时,儿子往往早已入睡,待第二天起床时,儿子又已经去到学校。躺在酒店的床上,“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之感,油然而生。也真不知道儿子需要爸爸的陪伴长大,还是爸爸我需要儿子的陪伴老去。也分不清可怜的是儿子还是我。”容中尔甲对导演松太加说。

  家庭、父子的情感,松太加有独特经历,当然写得动情。他的童年很阳光,但始终对“死亡”这个话题很有兴趣,他以前画画时也都在谈论死亡。

  在松太加的儿子出生那年,他父亲去世。按照藏族人对死亡的理解,理应释然,他当时才二十多岁,修行不够,面对死亡还是有些恐惧。

  他背着相机,失踪了一个月,去很多天葬台拍照,有时候晚上就睡在天葬台旁边,好像是在找生命的寄托。“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去。”

  有一天,他去了有很多天葬台的色达,太阳快要落山,他沿着天葬台走,迎头看见一个老太太蹲在角落的石头上面,手里拄着拐杖。他举起相机准备拍照之时,老太太笑起来,用藏语对他说“不要拍了,老太太现在已经不好看了,年轻的时候还可以,现在老成这个样子,马上要去那儿了,你看。”她指着上面的天葬台,又说了一句,“我马上去报到了,小伙子。”

  松太加的眼泪夺眶而出,后来他把这个场景用在第一部电影《太阳总在左边》里,那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意外碾死了自己的母亲,到拉萨朝圣后并没有释怀,直到看见天葬台的老太太才放下过往。

  父亲曾经给他讲的一个故事,他也讲给剧组的成员听:佛祖在世讲经的时候,有一个女人的孩子去世了,她很痛苦,见到佛祖之后就说你必须想一个办法把我的孩子救活,佛祖说没问题。他让这个女人去找一种草,这种草必须长在没有家人过世的家庭里面,这个女人开始挨家挨户敲门去找,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慢慢悟到了,这种草是不存在的。

  藏族人信奉生命皆平等。小时候,松太加把青蛙装在帽子里带回家,被妈妈揍了一顿。“她以为我要虐待动物、会杀掉它。最后她让我带着帽子,和我一起把青蛙放生了。”还有一次,他和几个伙伴比赛踢蚂蚁窝,看谁踢得远,又被妈妈教训,“如果咱们家的房子被掀翻了,你是什么感受?植物也是,比如草也不能轻易拔,被妈妈看到,她会揪着我的头发问我疼不疼。”

  拍《太阳总在左边》时,他跳入了自己设定的束缚里:一场一个镜头,镜头形式感很强,这可能与他之前做过摄影和美术有关。到了《阿拉姜色》时,他就自由很多,给摄影师更多的发挥空间。

  随着观念的成熟,他认为在形式上做文章是特别幼稚的事情。“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东西,好像是内部情感的力量不够而要通过外化的东西来呈现,其实自然、克制的表达才是对的。”

  顺其自然,无论是对待生命,还是死亡。他引用了藏族里“中观”的概念:不偏不离,就在中间,没有被情绪控制,保持一个离心的思维,但又没有被离心完全地吞噬掉,带到沟里边。“到处都是沟,隐约能搞清楚,隐约又不能清楚那种感觉,就是有种半醉半醒的状态,但是同时又有个感性的东西。这就是我在创作《阿拉姜色》时的状态。”

  “他们不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民”

  《阿拉姜色》路演时,有观众提问,为什么在藏族这种治愈内心的文化中,我们在你的电影中看到的却都是人的困境。

  对此,松太加的回答是:不管是哪个民族,他们首先是一个有真情实感的人,其次才是文化的影响。人不应该被民族文化标签化。

  他在很多人拍的西藏电影中看到了有些陌生的家乡,这些电影渲染得特别神秘化、符号化:寺院、磕头、朝圣、雪山、蓝天、湖、草原、牛羊。甚至电影里面明明应该是生活服装,穿的却是跳舞的服装,“感觉是用舞台服装来拍藏族的生活,吃肉非用大刀切一大块肉,喝酒就用海碗,就为了表现它的粗犷、豪放。他们不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民。”

  所以,不止一次,他的电影里,都触及人类共同的情感困境,而不只是局限于某个民族。

  松太加跟很多拉萨当代艺术家交流,他们去了很多国外的巡展,但大部分是为他们单设的平台。“就像拳击手,你说国际赛,给西藏另外搭了一个舞台,作为当代艺术来说,所谓的西藏参加国际擂台赛,在那儿另外设置一个。我说我永远不会参加这种活动,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平台没有把你当成一个拳击手,这是对拳击手最大的侮辱。”松太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松太加出生于青海同德县,从摄影师身份开始与万玛才旦合作《静静的嘛呢石》《寻找智美更登》起,他们两人的电影经常在国内外获奖。

  这引发了藏族年轻人从事影视行业的热情。前年,回老家时,他从县里得知已经有近百位年轻人报考影视专业。

  从前年开始,他发起面向藏族题材的“穹角奖”剧本创作大赛,请来了万玛才旦、德本加、龙仁青等藏族名人担任评委。今年刚刚举办的剧本大赛有近百份藏族题材的剧本计划报名,从中评选出的剧本有些已经进入筹备阶段。为了方便学生学习动画电影,他还派学生到日本学习,并从日本引进动画人才到同德县的创作基地。

  松太加经常跟朋友讨论《阿拉姜色》为什么执意用当地方言来演?就是为了尊重当地人的表达习惯,尽管只有几十万人使用这种语言。“作为第一代藏族电影人,我和万玛才旦觉得有责任为年轻人尽一份力。让我们民族的年轻人来拍我们自己民族的故事,因为我们不只有自然风景,还有人的风景。”松太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8年第42期

  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

标签: none

评论已关闭